白居易年轻时担任户曹这样的小职位，他曾经表示自己的俸禄是四五万，足够用于日常的开销和家庭的供养。35岁时，他升任县尉，写下了著名的《观刈麦》，在诗中他这样写道：“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这表达了他对自己不从事农业却能获得三百石俸禄的惭愧之情。三百石的俸禄相当于一年大约一百二十市斤，即3.6万斤粮食。在那个时代，这无疑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三百石的俸禄对于一个官员来说，意味着他可以不必亲自下田劳作，而依靠政府的俸禄维持生活。白居易的这种态度，反映了唐代官僚制度下的某些现实。官员们虽然享受着俸禄，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并未亲身参与农业生产，这种差距在当时的社会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三百石的俸禄在唐代属于中等偏上的官员，它不仅能够保障官员的基本生活，还可能有剩余用于其他用途。然而，对于那些需要亲自劳作的农民来说，这样的收入显然是远远不够的。白居易的诗作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心态，也揭示了当时社会结构中的矛盾。他在诗中表达了对不劳而获的羞愧，同时也揭示了官员与农民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制度所决定的。三百石的俸禄对于白居易来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保障，更是他作为官员身份的象征。这种身份与普通农民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他在诗中流露出深深的感慨。三百石的俸禄，对于一个官员来说，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财富，更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在唐代的社会结构中，官员们凭借俸禄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而普通农民则需要付出更多的辛勤劳动才能维持基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