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现代美术，不能够忽视艺术教育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1949年以前，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就绘画部分而言，是“中国画——西洋画”（1919年以前）或“国画——西画”（1919年以后，蔡元培在1927年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也肯定地使用了“国画”区别于“西画”）的两分天下。据上文的论述可知，“中国画”并没有被简称为“中画”是由于“国画”这一更加民族化的概念的诞生，而西（洋）画专业名称的演变，毋宁说是为求得字数上的对等，并无其它用意。尽管1929年和1939年，在“融合派”画家林风眠和“传统派”画家潘天寿的分别主持之下，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西画二系（科）合而又分，但是这都没有改变这种形式逻辑上同级的二元对立格局。正如至少从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将西洋画等同为“油画”一样，将“国画”明确地界定为于卷轴文人画的倾向暂时还并不十分明显。但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的提出和苏联契斯恰柯夫油画教学体系的引入，这种“二分法”从内部产生了裂变。以中央美术学院（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基础上于1950年4月成立，院长徐悲鸿）为例，这一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原先的“西画”分别成系（1954年成立版画系，1956年成立油画系）。由于以写意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绘画不具备像古典油画那样的天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国画”概念在1950年代以后也一度受到冷遇进而质疑，当时对于传统绘画的批评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画”而不是“国画”这个产生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救亡运动中、不能代表新兴共和国之“国”的命名。同时也是为求形式逻辑上命名的对等，原先的“国画”变成了“彩墨画系”（1953年成立，1958年复改称“国画系”）。至此，“彩墨画”与“油画”“版画”“连环画”等等被规定成为学科分类上同级的画种，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成为各系共同的大课。如果说1953年彩墨画系的成立意味着“国画”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意味被一度排斥，那么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再次被改为“国画系”，则意味着新的“国画”的概念在一片争论和质疑声中第二次的诞生。在1949年从法律上确定国旗、国歌、国徽之后，1950年代中在民间出现了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国”字命名热潮——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将“牡丹”定为“国花”。不幸的是，“国画”在这两次热潮中都受到了牵连。只不过此时的“国”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转变成了“政权的”。因而，将“彩墨画（卷轴文人画）”定为“国画”，也就明确的具有了新中国政权的官方意识——“国画”的这一次诞生意味着从民国时期代表传统绘画的“国故”“国粹”转变成了新政权领导之下的“新中国”的画种。对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质疑，最终屈服于新兴的民族国家对于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的迫切要求。这个时期，此后，国画、油画、版画并列的“造型艺术”门类格局更是约定俗成的被规定下来，“国画”的外延义也从最初区分与西洋绘画的“中国绘画”限定成现代意义上的“彩墨画”。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人们一边竭力地将国画描述成一种民族和政权的代表，一边大肆地批判这种绘画样式的“不革命”“不科学”。从而在“反映现实、歌颂社会主义风貌”的要求之下，传统的“彩墨画”也必须被革命。从而，写实的社会主义新“国画”大行其是。而此后接连的政治运动，更是把这种“国画”彻底的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印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许多传统派的老画家也不自觉的卷入其中，高喊：“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6月1日的国务会议决定建立“北京中国画院”（1957年正式建立，院长叶恭绰），根据水天中的考察，这个名称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从“北京国画院”改变而来。在权力的支配下，狭义化了的“国画”再次与“中国画”也即“中国绘画”建立明确的关联。至此，“中国画”也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偷换成“新中国的彩墨画”，美术领域内“国画”“中国画”也基本上成为通用的名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