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人们通过南朝刘义庆编纂的《世说新语》来品味魏晋名士的风流，这部作品也因此获得了极高的评价。明人胡应麟称其“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少室山房笔丛》），鲁迅则称之为“名士底教科书”（《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然而，实际上，早于《世说新语》成书六七十年的东晋裴启编纂的《语林》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名士教科书。它在记录魏晋名士风度方面起到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作用，对《世说新语》的成书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于《语林》在隋唐之际便亡佚了，以致人们忽略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裴启与《语林》的盛行《语林》的作者裴启，在史书中没有关于他的传记，仅有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以及南朝宋代檀道鸾《续晋阳秋》提供了零星的记载，我们对他的生平略知一二。《世说新语·文学》第90则云：裴郎作《语林》，始出，大为远近所传。时流年少，无不传写，各有一通。在《世说新语》中只是说《语林》的作者是“裴郎”，没有明确指出是裴启。《世说新语》问世后大约六十余年，刘孝标（462—521）为《世说新语》作注，引裴启《语林》中的故事，表明了《语林》的作者是裴启。《世说新语·任诞》第43则刘孝标注云：裴启《语林》曰：“张湛好于斋前种松，养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云云。”刘孝标又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指出《语林》的作者是裴启。《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刘孝标注云：《续晋阳秋》曰：晋隆和中，河东裴启撰汉、魏以来迄于今时，言语应对之可称者，谓之《语林》。时人多好其事，文遂流行。通过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看出，《语林》是一部描写魏晋名士言谈举止、嘉言懿行的志人小说，此书在东晋时曾大为流行，名重一时。《语林》与魏晋风度何谓名士，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的解读。“汉世之所谓名士者，其风流可知矣。虽弛张趣舍，时有未纯，于刻情修容，依倚道艺，以就其声价，非所能通物方，弘时务也”（《后汉书·方术传论》）。魏晋时期的名士沿袭了东汉名士的特点，并发扬光大。魏晋之际，名士特立独行、清峻洒脱，表现出的是一种与众不同、举止不凡的风度，他们言词高妙、旷达不羁、精神超俗、不拘小节、鄙视世俗，为后世所景仰，因此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最早有意识地把这种魏晋风度记录下来的，不是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而是东晋裴启的《语林》。魏晋名士喜爱饮酒，他们也并不是单纯饮酒，而是将饮酒与人生体验联系起来，并进一步发出一些令人深思的感慨。例如《语林》云：王大叹曰：“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酒自引人入胜耳。”王仲祖酒酣起舞，刘真长曰：“阿奴今日不复减向子期。”刘伶，字伯伦，饮酒一石，至酲，复饮五斗，其妻责之。伶曰：“卿可致酒五斗，吾当断之。”妻如其言，伶咒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石，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莫可听。”一些名士饮酒时不注意礼节，只是一味追求一时的快乐或麻醉，刘伶就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典型。当然，名士们热衷于饮酒，甚至于沉湎，并不完全是为了喜好，有时也是为了逃避当时严酷的政治环境而借酒浇愁，表面上他们放纵、洒脱，内心却又常常十分苦闷。宋人评价云：“晋人多言饮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事故。”（叶梦德《石林诗话》卷下）饮酒是一种放纵，也是一种解脱，他们通过酒来麻醉自己，以逃避这个无力改变的社会现实。名士的行为方式也往往异乎寻常，例如《语林》云：王武子葬，孙子荆哭之甚悲，宾客莫不垂涕。既作驴鸣，宾客皆笑。孙曰：“诸君不死，而令武子死乎？”宾客皆怒。再如《语林》云：戴叔鸾母好驴鸣，叔鸾每为驴鸣，以乐其母。“作驴鸣”，对于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而言，是有所顾忌的，但是魏晋名士并不受此拘束，表现了他们的标新立异与特立独行。魏晋名士注重潇洒的仪表、优雅的气质，社会上也十分倾慕。《语林》云：（潘）安仁至美，每行，老妪以果掷之，满车。张孟阳至丑，每行，小儿以瓦石投之，亦满车。王右军目杜弘冶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也。”有的名士注重语言的表达艺术，有时令人忍俊不禁，有时使人思绪万千，例如《语林》云：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停车州门外。须臾，周侯已醉，著白袷，凭两人来诣丞相，历和车边。和先在车中觅虱，夷然不动。周始见遥过，去行数步，复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顾择虱不辍，徐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量地。”顾和在丞相府门前抓虱子，安然自若，周顗指着顾和的胸脯问道：这里面装着些什么？顾和依然捉虱不辍，从容不迫地答道：这里面是最难捉摸的地方。这一问一答，似有所指，又耐人寻味，令人回味无穷。魏晋名士没有矫揉造作和哗众取宠，却表现了他们的恬淡、从容与幽默。通过《语林》的佚文，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名士的风度，使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魏晋时代。《语林》本来可以与《世说新语》相媲美，但是由于它后来亡佚了，淡出人们的视野，因此，魏晋风度确实是有赖于《世说新语》而得以传承。谢安与《语林》东晋裴启在撰写《语林》时，描写了许多当时名士们的嘉行轶事。记载当时的人或事，有可能得到当事人的褒奖，也有可能开罪于当事人，《语林》在流行时，其内容得罪了大名士谢安，遭到了致命一击。《世说新语·轻诋》第24则云：庾道季诧谢公曰：“裴郎云：‘谢安谓裴郎乃可不恶，何得为复饮酒？’裴郎又云：‘谢安目支道林，如九方皋之相马，略其玄黄，取其俊逸。’”谢公云：“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庾意其不以为好，因陈东亭《经酒垆下赋》。读毕，都不下赏裁，直云：“君乃复作裴氏学。”于此《语林》遂废。《语林》中记载了一些谢安的言语，当事人谢安予以了否认，他之所以否定《语林》，一般认为是“记谢安语不实，为安所诋，书遂废”（《中国小说史略》）。事实上，《语林》关于谢安的记载并没有不实之处，谢安否定《语林》是因为裴启赞扬了与谢安反目成仇的王凝之。不过，毕竟谢安是大名士，讲究自己的身份，他没有用简单粗暴的手段压制《语林》，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都无此二语，裴自为此辞耳。”这显然指《语林》记载的内容不实，而这在那个时代是不受社会认可的。因此，其负面效应很快显示出来，《语林》受到社会的鄙视。对于这件事的真相当时人无从查证，但从社会影响力来看，人们更倾向相信谢安，而不是裴启。《语林》很快由被社会推崇转向被社会排斥，并在隋朝时便散佚了。《语林》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