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顿晚饭，是《吉祥如意》的戏眼。姥姥去世，让这顿本该在年三十吃的晚饭，变成了三舅归属问题的讨论会。原本是一场合家欢聚，变成了三舅归属问题的讨论会。三舅智力仅维持在几岁水平，一直由姥姥照顾。姥姥去世后，三舅的未来成为问题。这顿晚饭，就是战场上的正面交锋。在争论过程中，兄弟姐妹四人用阳光明媚的语言掩饰想法，火花四溅但毫无附着之处的情绪去缝合传统中亲情。每个人的内心都在挣扎，但都只能选择以表面的和谐掩盖真实的想法。最后的结果是，三舅由兄弟姐妹四人轮流照顾。这就是艺术和生活的不同，艺术需要起承转合，生活总是杂乱无章。在艺术的语境里，善恶截然分明，而在生活中，善恶互为一体，只是某一时某一事上的选择。所以，影片里那些镜头一掠而过的部分，比故意捕捉的部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解读性。提到《吉祥如意》，就绕不开影片的结构问题。《吉祥》和《如意》两部分，既相互并列又互为一体。在《吉祥》里提问，在《如意》里解答。影片有三个细节可以摆放在一起。三舅总叨咕的文武香贵，是四个兄弟姐妹的名，老王家在他们这一辈一共兄弟姐妹五人。到三舅的下一代，就只有一个独生子女丽丽。影片最后，一家人照全家福的时候，背后的房子上写着，“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变化天翻地覆。在思想上，一个西方人活了四百年才能经历的，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相比于贯穿在传统里的诸多规矩，自由获得了更大的生长空间。几乎所有的自由，最先出现的时候，都是破坏性大于建设性。终于等到了一个允许破坏，也有耐心等待建立的时代。但也不得不面对的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和世界观，拥塞在一个物理的时间和空间里。几种思维的横截面，平时以北京和集安为分界点，有意无意地彼此逃避，保持各自的相安无事。可一旦通过春节，进入到同一时空，摩擦与撞击所产生的火花，就变得异常灼热。这种灼热，曾经体现在对婚姻的态度上，也最终体现在对赡养的态度上。这种水与火的冲突，因为都知道只有七天的有效期，就都默契地借用亲情去遮挡，以维持表面上的其乐融融。《吉祥如意》拍摄出了那种表象上的吉祥，也拍出了吉祥下面每个人的不如意。在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的余光里，三舅的未来还能交给兄弟姐妹们去轮番照顾。可随着一种社会结构的瓦解，一个新的社会性问题就摆在每一个观看者的面前，那么独生子女一代的未来呢？导演大鹏找刘陆饰演十年没有回家的三舅的女儿丽丽，但在拍摄中途，丽丽回来了。她像什么都没有发生那样，挽着父亲出门散步。和二大娘谈论父亲的一些生活细节。和导演大鹏说，那个饰演她的演员还挺像她的。那顿晚饭，家里人因为照顾父亲的问题而发生争吵时，饰演她的演员情绪崩溃，她坐在一旁玩手机。大鹏说，后来看片，到这一幕的时候，丽丽做出的还是相同的动作，又拿出了手机。这个世界很大，可她也只能逃到手机里了。其实，无论是导演大鹏还是这位丽丽，都是家乡的闯入者，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和家乡土地已经迥异了的气质。同时，他们也是家乡的出走者，只要一触动那个开关，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会和这块土地再一次发生他们都不太敢面对的关系。他们成为了客人，可归根结底还是主人。他们一直想要改变，并以为已经改变了的东西，最终发现，还在血液里流淌。在影片里，母亲说了一句话，“树倒猢狲散，老人就是这个家的凝聚力，老人走了，以后这样的聚会大概不会有了。”出走的一代人，和家乡的维系越来越微弱。家乡还是家乡，但已经成为出生地，或者户口本上的籍贯地。一代人正在丢失自己的故乡。所以，对于同一件事物，《吉祥》是用一代人的目光去注视，《如意》是另一代人的目光注视。在《吉祥》里，上一代人在依稀的传统亲情的推搡下，三舅获得了亲戚们的照顾，问题暂时获得了解决。在《如意》里，无论是大鹏还是丽丽，都束手无策，丽丽只能躲进互联网里，大鹏只能一次次流泪。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三舅，在一场关于自己未来的讨论里，当事人失去了发言权，成为一个缺席者，一个旁观者。即便是这部《吉祥如意》，也是用尺寸有限的理性对无边无沿的感性，进行的一场强行解析。《吉祥如意》最令人敬畏的就是它的勇敢，因为勇敢而真实，因为真实而残酷，因为残酷而温情。弥漫着动物世界里本能的追逃，也散发出人类优良传统最后的微光。除了勇敢，大鹏对《吉祥如意》最大的贡献就是不作为。他没有用艺术的手段去篡改生活，生活则赠与了他一个最伟大的剧作家所能给与的一切。《吉祥如意》将一个时代的裂缝，推到了一个极端。在现实面前，亲情冷酷到残忍，但最终敲断骨头还连着筋。甚至，亲情的温度本来就是绽放在残忍现实里的花朵。从这个角度来说，《吉祥如意》弥散着一种简单的复杂，一种浅显的深刻，一种冷酷的暖意，一种善良的残忍。【本文源自公众号阿郎看电影】